近年来，网络上频频曝光医疗纠纷，如河南省周口市第六医院妇产科主任坠楼事件、湖南省湘雅医院第二医院刘向峰事件、河南省荥阳市人民医院假视频事件等。
“当网上出现医疗纠纷时，事态就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北京尚勤律师事务所王雪律师团队从事医疗纠纷解决近20年，擅长代理患者。但他们也反对当事人“将争议转移到网上”，并将这一要求写入代理协议中。
在他看来，“线上医疗纠纷”正在迅速蔓延，与传统的线下冲突相比，影响更为深远。感性内容盛行，理性分析匮乏，极端化、极端化remist信息很容易传播。不仅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压力增大，虚假信息的回旋还可能伤害患者自身，双方都可能陷入网络暴力旋风之中。
“然而，网上患者的声音不够平静，患者被迫采取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王雪团队透露。
“有时有人说，行业内的‘暴力纠纷’少了，‘文学纠纷’多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说。
作为长期关注医患关系的学者，他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医疗骚扰定罪、医院安全建设、暴力零容忍等综合管控措施的推进，静坐、堵门、追悼会等极端行为频频出现。与过去相比，现场和医生受伤情况明显减少。
然而，医疗冲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其他方式在网络上蔓延。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机构年均投诉量较10年前增长近两倍，其中网络投诉（包括社交媒体、政论平台、调解平台）占比超过45%。王悦表示，与线下纠纷相比，网上发布“小作品”、聊天截图或短视频的曝光方式传播速度更快、影响更广泛。他指出，可能会产生广泛影响。
“患者往往选择在网上发表，因为他们想快速施加舆论压力来实现自己的诉求。”王雪团队分析道。不过，不少业内人士强调，医疗纠纷的技术性和复杂性使其不适合在公共场合进行辩论。“合法维权”与“网络医疗骚扰”的关键界限在于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观性。然而，医学知识不足和信息不对称往往导致患者难以基于完整证据做出客观陈述。如果我们不小心，很容易夸大医疗错误，给医疗专业人员带来不好的形象，误导公众。
人身侮辱、诽谤、向医护人员披露个人信息甚至煽动网络暴力都可能跨越法律红线，即使最初的目的是保护人权。王雪的团队补充道：“我们见过患者打赢了医疗诉讼，却被医院以藐视法庭和诽谤罪起诉的案例。”
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学院原副院长刘瑞尚也指出，网络传播的特点加剧了信息失真的风险。 “一个匿名允许用户自由发言，但很难追究人们的责任。 “网络推手”影响二手加工、断章取义，掩盖事实真相。此外，算法更倾向于排除情绪化、对抗性的内容，形成‘越极端、越引人注意’的现象。”
医疗纠纷本身需要高度的经验和知识，涉及医学、法医学、法律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大多数人往往缺乏专业判断，因此个别事件很容易沦为情绪宣泄。刘瑞祥认为，这很容易导致医学界的矛盾从法律纠纷转变为道德判断，不仅损害医务人员的尊严，还会削弱公众对医疗体系的信任。
在这种氛围下，医生往往会选择“最安全”的治疗方法，而不是“最优”的治疗方法。王雪团队表示，“网上曝光虽然看似高效，但实际上意味着‘杀死1000个敌人，对自己造成800点伤害’。”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医疗纠纷解决如此困难呢？
02
“医者仁心”的本质是什么？
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规定》，患者对诊疗结果不满意的，可以通过医患自愿协商、请求民事调解、请求行政调解、向人民法院诉讼四种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然而，这些方法都有一定的缺点，影响有效的争议解决。
首先，当调解在医院内部进行，医院权限有限，赔偿金额通常不足2万至3万元，难以满足大多数患者的需求。
其次，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疗调解委员会”）隶属于法务局，主要由退休法官、医务人员、律师等组成，对专业问题有一定的了解能力。但由于医学专业性强、敏感性强，地方层面普遍缺乏专业资源支持，医监局逐渐被边缘化。
国家卫健委剩余的行政调解和司法程序都无法回避医学鉴定这一重要环节，这也是争议的焦点。
医学评估的首要目标是o 确定医生是否存在疏忽以及疏忽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因果关系才有资格获得赔偿。
王悦介绍，医学评估主要由医学协会和司法评估机构进行。具体来说，如果患者选择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进行行政调解，医学会将验证其身份。如果案件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将委托司法鉴定机构或医学协会办理。因此，无论如何，医学社会的特殊性是占主导地位的。
不过，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医学协会评估的可靠性一直受到质疑。
其中，最可疑的是“医‘仁’”。医学协会是以医学专业人员为主的社会学术组织，其章程明确。rly 声明“为医疗专业人员服务”。据王雪团队介绍，协会的鉴定师医疗服务分为工作人员和鉴定师，所有鉴定师都是医生。例如，在骨科医疗纠纷中，工作人员聘请临床骨科医生、传染病专家、药学专家、法医专家组成临时鉴定小组，通常由3、5、7等单数组成。
虽然有不选择与该医院相关的专家等避嫌程序，但同城医学界内部关系密切，专家彼此认识，难免出现“今天认出你、明天认出你”的情况。 “同行评审”带来的关注让患者产生怀疑。
王悦认为，目前医学协会的评估往往重结论轻过程，缺乏有效的聆听。g 程序。评价报告中存在描述过多、讨论不足的“高负荷”现象。最后直接说出结论，很难让当事人信服。 “一篇好的评价应该像一篇议论文，论点清晰，论点连外行人都能看懂。你不能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反正我觉得都是你的错。’”
因此，心存疑虑的患者只能诉诸法庭诉讼，希望法庭将法医鉴定转交给法医鉴定中心。法医检查的专家通常是法医专家。临床医学专家的意见并不直接反映在专家意见中，而是记录在会议记录和档案中，作为专家的参考，以便被更多的患者接受。
不过，王雪团队透露，在一些地区，法院可以强制或优先考虑委托医学会进行医学评估。最后一条路也封闭了。这导致许多患者对保护过程失去信心，干脆选择在网上暴露自己。
03
《里面有叶子》
治理是让医疗纠纷回归专业和法律框架、防止其被情绪和冲突主导的关键。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关键是要开辟现实可行的解决途径，让人们觉得有路可走，诉讼有希望，维权有希望。
“这需要优化制度结构，而不是简单地忽视个案。”刘瑞祥说。首先，王悦和刘瑞尚认为，法律诉讼并不是解决医疗纠纷的理想解决方案，因为它成本高昂、时间长、耗时长。因此，有必要加强沟通和调解机制诉讼以外的女士。
王雪团队代表患者多次参加医患沟通调解会。他具体表示，“一些医疗机构常常认为患者的要求不合理。” “他的强势心态和傲慢态度，让医患之间很难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
刘瑞尚建议，医疗机构应明确投诉处理时限和内容要求，并指定专人处理。同时，医疗主管部门和调解机构有义务将专家判断翻译成公众容易理解的语言，减少误解。
王悦表示，目前的行政调解成本虽然较低，但不够可靠。 “卫健委对医院有管辖权，同时也有裁判权，所以人们容易怀疑它既是一个机构。因此，为了增强仲裁的公信力，他建议将医疗过失认定权从卫生部门转移到司法部门，而制裁权则继续由卫生部门行使。
此外，还需加强对损害医学检查的现行监管。在几起诉讼中，王雪团队透露，一些鉴定机构在患者死亡后并没有进行尸检。随意将尸检作为确定医疗损害的先决条件，没有尸检的案件就简单地撤回审理，导致案件停滞。此外，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的评估机构会出现不同的包含内容。
因此，王雪团队明确了医学会司法专家、责任机构和监督机构的资质，要求临床专家通过法医鉴定。专家意见培训，明确医学会采用国家标准代替专家个人经验。建议修改《医疗纠纷防治条例》，建立患者对检查结果提出质疑的办法，提高检查的公平性。
从长远来看，王跃认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至关重要。
首先，通过建立术前问诊、手术过程等诊疗信息，并归档为病历，可以有效预防医疗纠纷。 “纠纷往往是因医患认知差异而引发的，确凿的证据可以客观还原事实，减少矛盾。“大多数医院都处于这种状态。”王悦说。
其次，王悦提出推广意外医疗保险。目前，大多数医院都有医疗责任保险，这需要要求他们支付医疗事故赔偿金。然而，在医疗纠纷中，由于无过错事故或患者期望获得高于法定标准的赔偿，决策往往会被长时间拖延。因此，他认为，高风险手术前应强制实行医疗事故保险，无过错赔偿可以直接解决财务需求，提高医生的风险承受能力。
当然，最根本的是千方百计提高医疗质量，减少医疗危害的发生。王跃表示，要提高医院管理水平，消除逐利动机，让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加快落实三明市医改经验。
“医生不应该总是在病人出问题时责怪病人。没有一个病人来医院只是为了出问题，也没有人愿意自己出问题。”王越说道。
来源：央视微信公众号【编辑：付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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